摘要：《徐霞客游记》是晚明社会的产物，它不仅是我国古代的地理名著，而且具有丰富的语言学价值。一方面，《徐霞客游记》中所记方音反映了吴语和云南方音的一些特征，所运用的一些方言词汇也表现各地方言词汇的不同；另一方面，《徐霞客游记》记录了反映诸如壮语、彝语、布衣语等许多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地名。此外，《徐霞客游记》在地名学上有关通名的记录有其特色，采用吸取民间用语和以形状特征来定通名。在所记地名的命名法中，主要有描述性地名、记叙性地名两大类。

关键词：《徐霞客游记》；方言；民族语；地名；语言学价值

《徐霞客游记》(以下简称《游记》)系日记体为主的全景式中国地理名著。它对山川名胜、江河源流、地形地质、城市居民点、社会动态、史迹考证以及民情风俗和少数民族生活、边陲防务等都进行了详细记述。《游记》是一部集风景导游、科学考察、文学描写、历史实录及悠久的中华文化展现于一体的“奇书”，被清著名学者钱谦益称为“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徐霞客游记》在地理学、史学、民俗学、文学等方面的价值不断被后人所挖掘。但其在语言学上的价值所论及不多，本文试就《游记》在语言学方面的价值进行探讨。

有关晚明方言，散见于各地方志、别史、文集等文献中，对研究各地方言具有参考价值。但要综合探索明代全国方言恐怕是远远不够的，还得涉猎其他一些被人们不太注意的文献，甚至还需要实地踏勘验证。《游记》作为一部名著，无疑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借鉴。徐霞客每到一个村镇，渡过一条河流，爬过一座山，都恭敬地向当地人民群众询问其称谓，然后多方核实才记录下来。研究方音虽然不是徐霞客写书的主要目的，但《游记》中所记方音、方言词汇多有所见，反映了一些语言学的价值，本文试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说明。

《游记》中有些记录反映了吴方言的特点：黄王、湖吴不分（即喻、匣母不分）。明·陆容在《菽园杂让》卷四中说“如吴语黄王不辨，北人多笑之”，“又南音或以黄王、湖吴不分”（清·李汝珍《音鉴》凡例八），这两位前人的话指的是吴语混同了喻、匣母，仍读为全浊音。由于徐霞客是江苏省江阴县人，由于受这种方音的影响使后来徐霞客游嵩山时就把王（宕合三平阳喻）家店记成黄（宕合一平唐匣）家店、法王（宕合三平阳喻）寺记成法皇（宕合一平唐匣）寺，吴（遇合一平模喻）村记成胡（遇合一平模匣）村。钱乃荣在分析吴语声母的特点的时候也说：“匣喻母的声母在多数地方已合流。”此外，徐霞客在《游五台山日记》将王快（蟹合二去夬溪）记成王葵（止合三平脂群）也反映了“吴语基本上保存了中古的全浊声母的特点”（略有改动）。

在《滇游日记》中作者记录了很多云南方言的例子，如“（腾冲）……南香甸，余疑为`兰香之讹，盖其甸在北，不应以`南称也”。“三营亦浪穹境内，余始从鸡山闻其名，以为山阴也。……土人呼`营为`阴，遂不免与会稽之邻县同一称谓莫辨矣。”“其山一名方山，一名番山，因其音之相近而名之。其地犹大姚县属……”

从这几个方言的例子反映了云南方音的一些情况。首先是n、l不分。像在保山，《游记》称潞江的，现在称怒江，在元谋，《游记》中称苴宁，现在称苴林。这种[n]、[1]不分的情形主要分布于湘方言、赣方言、闽方言的一部分地区以及西南官话、江淮官话等，在全国来说，同样是方音辨正的重点之一。

其次是在云南方音中[-m]、[-n]、[-?]的相混。中古音中收鼻尾音的字是泾渭分明的。共三组：“潭”，“覃”韵收[-m]尾；“滩”，“寒”韵收[-n]尾；“塘”，“唐”韵收[-?]尾。后来到元《中原音韵》时仍保存侵寻、监咸，廉纤（《韵略易通》改“监咸”为“缄咸”）三个收[-m]尾的韵部。就在徐霞客所处时代前后是三个收[-m]韵向收[-n]韵合并的时代。而且云南方音中[-n]、[-?]相混也会在同时发生。明代万历年间本悟修订《韵略易通》一书中的“重韵”，记载了这种合并的迹象。由于[-m]、[-n]、[-?]相混必然导致所有带鼻尾音的韵母统统相混。如在大姚，《游记》中称白盐井，现在称白羊井，在寻甸《游记》称花箐哨，现在称花心哨。

再次是云南方音鼻化元音的存在。王力认为：“现代许多方言里有许多鼻化元音的存在。鼻化元音一般是从带鼻音韵尾的元音发展来的。其发展过程是韵尾鼻音影响元音使之鼻化，起初元音鼻化后仍带鼻音韵尾，后来韵尾鼻音逐渐短弱以至于脱落才变为鼻化元音。即[an]—[ān]—[an]—[ā]。”正是因为这种现象的存在，导致前后鼻音方、番同音。

关于地名用字，徐霞客在比较了贵州、广西的安笼、安笼千户所、安笼铺、安隆、隆安县等地名后指出：“大抵黔中多用`笼字，粤中多用`隆字。如隆安县之类。故各从其地，而不知其地之相近，其取名必非二也。”

对于农村集市称谓，广西壮语区、贵州和云南的叫法就不一样。“贵州为`场，云南为`街子，广西为`墟”。如在广西考察期间，徐霞客经过或者赶上了“草墟”、和睦墟、寨墟、皇泽墟、横南墟、官坂墟、松城墟、塘岸墟、街墟、西山墟、同山墟、平地墟、油麻墟、陈坊墟、平山墟、石埠墟、天灯墟、宁墟、申墟、石步墟、桥村墟、站墟、里段墟、思洛墟、白墟、罗墟、丘墟、黄村墟、鬼岩墟、百步墟等集市。在游历云南期间，徐霞客巧遇了像牛街、兔街、马街、狗街、羊街、鼠街等农村集市。在贵州考察期间经历了牛场、狗场营、马场、羊场堡、蛇场、鸡场等许多以十二生肖命名和推算街期的集市。

对于青蛙的叫法，湖南瑶族称青蛙为“乖”，“问其畦间诸火，则取乖者，盖瑶人以蛙为乖也”。广西竹桥村的人称青蛙为“拐”，“其山骨立路北，上有竖石如观音，有伏石如蛤蟆，土人呼为`蟆拐拜观音。拐即蛙之土名也。”

徐霞客在年4月，从湘南东安庙进入广西，继而由桂而黔，由黔而滇，在西南地区踏访三年多的时间，为我们留下了《粤西游日记》、《黔游日记》、《滇游日记》等非常具有科学价值的考察游日记。这些日记中也记录了很多反映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地名，具体表现如下。

在《游记》中记录了很多壮语地名，同时还解释了一些壮语地名的读音。如在龙英考察瓢岩时，“土人名曰瓢峭所之`峭者，即山之称也……此瓢岩也，又谓之山岩。”经过数次游山后，“溪之西，田畦环绕，辟而成坞，是曰瓢峒，以石峰缥缈而言耶?”才感悟“土人呼尖山为`瓢”。这样就解读了壮语呼山为瓢的语音问题。飘（音piǎ）、峭（音qiǎ），都是壮语“石峰”的称呼。在考察广西向武州的百感岩，“在上流者曰白岩寨，土音曰不汗，一作北岸”。

壮语称水田为那，在《游记》中有很多带“那”字的地名。如粤西那印、那吝、那贤、那伦、那炎、那良、那贡、那地、那纵、那元、那勒、那重等，都处于岩溶区较平坦的稻田区。壮语“驮”即指河流。南方温湿多水，河流密布，形成了大量带“驮”字的地名，如在《游记》中粤西的驮塘、驮柴、驮木、驮卢等。壮语称“山”为岜、巴，因村落位于山下而名村，如《游记》中的岜歹村、巴潭、巴鹅、巴吉、巴泽、巴坪哨等等。

徐霞客在经过贵州的革纳铺时解释道“土音‘纳’俱作‘捺’，至是而始知所云‘捺溪’、`‘倪捺’皆‘纳’字也。惟此题铺名。”“革纳”系彝语的译音，意为大山。亦字孔：“石梁酉麓，有穴纷骄纵横如‘亦’字，故名其地曰亦字孔，今讹为亦资孔，乃土音之溷也。”“亦资孔”也是彝语的译音，意为有水的冲子。

另外，彝族称“甸”为平坝，彝语译为汉语的地名中有甸字或与甸近音字（底、迭）的地名，其含义皆为山间盆地、平地、坝子。在《游记》中出现的这类地名有龙甸、坡头甸、邵甸、甸头村、甸尾、河甸、婆兮甸、勒甸、大舌甸、广甸、忠甸、七藏甸、右甸、荞甸、湾甸、庆甸、品甸、米甸、禾甸等。彝语音译为碌、鲁、路地名，意为石头。《游记》中出现的禄丰、禄劝、禄表、路南、陆凉、鲁摆、鲁石皆得名于彝语碌、鲁、路为石。

在《游记》中记有都匀县的包阳、平浪，“有歧路溯水西南峡，则包阳道，通平浪”，包阳，系布依语的译音，意为水井；平浪，也是布依语的译音，意思为平坦的坝子。贵州“入罗平之……抵八达彝寨会江底河”。八达，即今罗平的八大河。布依语“八”为河口，“达”为河，意即两河交汇处。这是布依语地名见于明代的例子。

我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环境各异，这些反映在地名上，就是层次丰富、数量巨大的各类地名。各类地名作为实体的指称，又具有明显的“载体”特征，那就是表现了历史，记录了民族的进步或衰退，呈现了各区域的自然面貌与人文景观；就实用价值来说，地名则以无可替代的社会性，伴随着人类自群居生活形成以后的漫长岁月。我国著名地图学家和地名学家曾世英先生说：“地名是语言中的专有名词，它和语言中的其他专名（例如人名）有相同的特点，又有不同的特点。地名的构成有一定的语法规律，地名用字的分布和民族语、方言的分布密切相关，地名的书写和称说可能存在不同的变体，对历史地名的考释必须从字的形音义入手……所有的这些都说明了地名学的研究和语言学的研究是密切相关的。……语言文字学的种种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对于地名学的建立也是不可或缺的。”可见地名与语言学关系的密切。二者关系之所以如此密切，主要原因还在于地名同其他专名一样，也是以形、音、义等语言要素为载体，蕴涵着丰富的语言学资料，能为语言学研究提供重要的线索。

《游记》所记地名，数以万计，不仅遍及每页每段，甚至在某些段落中的每一行，也都有类别不同、大大小小的各种地名。而从所记地名隶属的地域，更能显出《游记》作为地名资料书的非凡语言学价值。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地名由专名和通名组成，通名定类、专名定位。“通名标志着人们对于自然地理环境的认识和分类，记录着人类改造自然的各种举措和设施……因此，通名的研究是地名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游记》中通名的记录有其特色。

吸取民间用语来定通名。如岩溶地貌通名天生桥，在记载昆明的沙朗天生桥：“洞上之山，间道从之，所谓`天生桥也……山之中空而为桥”，保山县的天生桥，“余时尚不知所入岭即天生桥也”。后来他询问当地人，才知道“天生桥非桥也，即大落水洞透穴潜行，而路乃逾山涉之”。从徐霞客的记载来看，在他以前，志书上已有“天生石梁”这个名词，民间已有“天生桥”的称呼。在《江右游日记》中就记载了“及起而行，回顾溪流，正透石而出，知其为架空之石也。余之从乐安道，初览其《志》，知其城西四十里，有天生石梁……虽溪小石低，已见`天生一斑”；徐霞客吸取前人及民间的用语，把岩溶地区由于暗河的顶板崩塌后留下的桥状地貌正式定名为“天生桥”，并记入《游记》中，直到现在还沿用。

以形状特征来定通名。“洞口为庐掩，黑暗，忽转而西北，豁然中开，上穹下平，中多列笋悬柱”，“笋”与“柱”是以地理实体的形状而命名的通名，同样“坠壑成穽，小者为眢井，大者为盘洼”、“石梁即在亭外。梁阔尺余，长三丈，架两山坳间”等，“环洼”、“眢井”、“石梁”等都是以形状特征命为该区地理实体单元的通名。

此外，徐霞客在《鸡山志目》中，将山岳地貌“自顶而下”划分为“峰、岩、洞、台、石、岭、梯、谷、峡、箐、坪、林、泉、瀑、潭、涧、温泉”共17类，“其名词之精审，类别之概括，皆地理学者观察研究之结果，非寻常文人之所能比拟者也”。

“地名作为专名的一种，用来作为单一事物(地域)的指称。……地名的命名法更多地取决于人们所感受到的客观的情状……除了那些后起的年号地名、序号地名和寄托性地名之外，早期出现的地名，大多是反映了人们对该地有关自然或社会特征的认识和分类。”《游记》中所记地名的命名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1.描述性地名。即叙述或描述地理实体的特征。在《游记》所记地名中，这类地名最为常见。徐霞客在描述地理特征时有三种不同的着眼点。

（1）表示地理位置的。如左坑：“江山北二十里有左坑，岩石奇诡”；水北，“度桥而南，山始大开，又五里宿于水北”。水北，在今吉水县南境，泷江北岸，与水南相对。兴安县的东刘村、西刘村，“溯湘南行五里，复入冈陀，为东刘村。又五里为西刘村，有水自西谷东入湘”。这几个地名都是指明该地域的方位。还有的是标明地域的距离或高度，如五里桥：“下一岭为五里桥，水始西向许湾桥”。

（2）描述自然景观的。这类地名中较多的是地形和自然地物的描述。如鹦嘴峰：“盖正南而独高者为寨顶，顶又有石如鹦嘴，又名鹦嘴峰”。象鼻山：“而插江之涯，下跨于水，上属于山，中垂外掀，有卷鼻之势，`象鼻之称以此。”土壤和水文的特点也是《游记》命名的依据。如：雪洞：“既渡，南向行，水流于东，路循其西，四顾石柱参差高下，白如羊脂，是为雪洞。以其色名也。”白沙湾：“江流南抵其下，曲而东北行，抱此一湾，沙土俱白，故以白沙名。”

（3）说明自然资源的。如云南寻甸州治的后山，“昔多小黄蛇，故今以黄龙名之”；邓川州凤羽鸟吊山，“每岁九月，鸟千万为群，来集坪间，皆此地所无者，土人举火，鸟辄投之”；黄龙、鸟吊山是说明动物资源的，更多的是以植物资源命名的，如滇西顺宁、蒙化间有桫松哨，“以岭有桫松树最大故名”；“艻子，树名，昔有之，今无矣”，这是徐霞客在跨越赣湘之间的艻子树村时对村名所作的解释。

2.记叙性地名，即反映人文地理特征的地名。在《游记》中这两种地名又分为两小类。

（1）记录人物或民族、姓氏的。得于人名的地名，如湖南衡阳附近的伊山，“乃桓伊读书处”，“谓昌黎公过此而始建者”的青草桥，又名韩桥；贵州的关索岭因关索得名，“索为关公子，随蜀丞相诸葛南征，开辟蛮道至此”；江西贵溪的象山，“乃陆象山之遗迹也”。陆象山，即陆九渊，自号象山翁，人称象山先生。

用民族名称称作地名总是当地住过该民族，如《游记》中保山县的蒲缥，“从冷水箐西渡蒲缥……，抵蒲缥之东村，蒲人，缥人，乃永昌九蛮中二种。”蒲人，又称蒲蛮或扑子蛮，即布朗族。今贵州花溪镇的华仡佬桥，“有九巩巨石梁，南北架溪上，是为华仡佬桥”，仡佬，是我国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至今花溪附近的山区还有几家仡佬族。

在长期的宗法社会里，人们按姓氏聚居，《游记》中许多地名便冠以姓氏，如江西乐安附近的曾田，“其处村居甚盛，而曾氏为最”；湖南道州的洪家宅，“亦洪氏之聚族也”；广西兴安的邓家村，“俱邓丞相之遗也”。

（2）记载史实和传说的。如贵州的白云山：“白云山初名螺拥山，以建文君望白云而登，为开山之祖，遂以`白云名之。”打牛坪：“有村倚北山坡峡间，庐舍最盛，是为打牛坪，相传诸葛丞相过此，值立春，打牛以示民者也。”寒山：“寒山者，郁林西北之望也。……《九域志》：越王陀遣人入山采橘，十日方回，问其故，曰：`山中大寨，不得归。因名。”银瓮滩：“上银瓮滩，滩东，尖崖耸削绝壁，有形如瓮。《九域志》谓：“昔有仙丹成，遗瓮成银，人往取之，辄不得，而下望又复俨然。”这些利用过去有关人、地、事、物之史实传说来命名的地名，不仅可以提高地物的知名度，而且使人感受到地物的所蕴涵的文化和历史的渊源，体现出中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在地名中的沉淀。

《游记》“作为—部对地名学有重要贡献的著作”，所记地名数以万计，对它在地名的通名记述和命名法方面，以上所述，仅是《游记》一个轮廓而已。

综上所述，由于《游记》是晚明社会的产物，它首先是一部历史书。它涉足的是社会各个方面，我们试图从它所记载的方言、民族语、地名等方面的资料来分析其所存在的语言学价值，让我们知道《游记》也是研究语言现象的重要资料，语言工作者要重视和发掘这类有价值的资料。

来源：《宁夏大学学报》年第3期

作者：谢智香

选稿：何铂羽

编辑：刘优华

校对：耿曈

审订：周辰

责编：刘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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