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自24岁入京，除抗战期间离京赴渝，他的人生有半数是在北京度过的。他在这里娶妻生子，建功立业，直到终老于此，对北京可谓一往情深，至死不渝。这里固然有他的事业，有他的读者，但不可否认，北京的文化气韵吸引着他，即使远离北京，住在重庆南温泉那些年，魂牵梦绕的还是北京的花草、胡同的叫卖声，或厂甸的书画、北海的景致。这期间他的散文集《山窗小品》和《两都赋》，以及小说《巴山夜雨》，都融入了他对北京深深的思念。

张恨水是个颇有才情的外省青年，一直向往着名士才人优雅的闲情逸致，而不新不旧的北京恰与他所自称的“不新又不旧”相契合。只有北京，才给了他尽情享受文人雅趣的机会和条件。难怪这里让他流连忘返，乐不思“皖”。

庭前花草见精神

张恨水的另一嗜好是养花。苏东坡讲究“不可居无竹”，他则谓“不可居无花”。他有《野花插瓶》一文，讲到性之所好，便有“养花”一项，他说：“予曩居燕京，卖书所入，除以供家人浇裹外，余赀作三分用：一以购收木板书，二以养花，三以听戏，非充作雅人深致，盖因其有伸缩余地，非若他种嗜好，可成为日常负担也。听戏所耗甚微，购书则时兴时辍。唯栽花，则为之十余年未断，愈久则阶前檐隙亦愈多，深红浅紫，春秋映带窗几间，颇足助人文思。”

说起来，张恨水对花的喜爱或许可以追溯到年少乡居的时候。他这个读书种子，既钟情于古典诗词，不能不对芳草香花有一种特殊的敏感。这些花草，不仅寄托着他的情感，也象征着他的人格、志趣和精神世界。他多次忆及故里老宅的那株腊梅：“每至腊尽冬残，日晴风定，则空气温和，万花齐放。曝背窗外，恍然八九月天气，有香在空中飘荡。竹篱茅舍之间，得此花为伴，亦足乐矣。”他特别讲到腊梅的好处：“其色黄，瓣锐而非圆，遂不如梅花之秀丽。其色亦较浓厚，不足以言清幽。然在隆冬，草木凋零，此尚能追随岁寒三友，以标志其霜雪交加中之精神，究亦不可多得也。”

这些地方最能看出张恨水的情趣和雅好，以及他的诗人气质和审美境界。定居北京之后，特别是在卖文卖得手头宽余之后，他对生活品质的提高有了更多的向往。在一篇文章中，他谈到了对居住环境的要求：“我在北平，东西南北城都住过，而我择居，却有两个必需的条件：第一，必须是有树木的大院子，还附着几个小院子；第二，必须有自来水。后者，为了是我爱喝好茶；前者，就为了我喜欢栽花。”对于侍弄花草，他真是乐此不疲。每次迁新居，他都张罗着在院子里开辟一个花圃，栽种诸如紫藤、丁香、山桃、石榴之类。有时还在院子里置一大瓦盆，盆里栽上荷花。当石榴长到酒杯那么大的时候，盆里的荷叶也伸出来两三尺高了，撑着盆儿大的绿叶，四围再配上大小七八盆儿草木花儿，在院子里的白粉墙下，就很有个意思。他当然很享受这点意思。依他的兴致，他还可以“花上这么两毛钱，买上两三把儿玉簪花、红白晚香玉，向书桌上花瓶子一插，足香个两三天”。

在所有的花木中，张恨水最喜欢菊花。他写道：“我虽一年四季都玩花，而秋季里玩菊花，却是我一年趣味的中心。除了自己培秧，自己接种，而到了菊花季，我还大批的收进现货。”多年后，回忆起在北京养菊的这段经历，他仍然显得兴致勃勃：

北平有一群人，专门养菊花，像集邮票似的，有国际性，除了国内南北养菊花互通声气而外，还可以和日本养菊家互换种子，以菊花照片做样品函商。我虽未达这一境界，已相去不远，所以我在北平，也不难得些名种。所以每到菊花季，我一定把书房几间屋子，高低上下，用各种盆子，陈列百十盆上品。有的一朵，有的两朵，至多是三朵，我必须调整得它可以上画。在菊花旁边，我用其他的秋花、小金鱼缸、南瓜、石头、蒲草、水果盘、假古董（我玩不起真的），甚至一个大芜菁，去做陪衬，随了它的姿态和颜色，使它形式调和。到了晚上，亮着足光电灯，把那花影照在壁上，我可以得着许多幅好画。屋外走廊下，那不用提，至少有两座菊花台（北平寒冷，菊花盛开时，院子里已不能摆了）。

我常常招待朋友，在菊花丛中，喝一壶清茶谈天。有时，也来二两白干，闹个菊花锅子，这吃的花瓣，就是我自己培养的。若逢到下过一场浓霜，隔着玻璃窗，看那院子里满地铺了槐叶，太阳将枯树影子，映在纱窗上，心中干净而轻松，一杯在手，群芳四绕，这情调是太好了。你别以为我奢侈，一笔所耗于菊者，不超过二百元也。

在重庆时，某年秋天，朋友送他“佳菊二盆，一丹而一白，肥硕如芙蓉，西风白日中，置阶下片时，凤蝶一双，突来相就，顾未一瞬，蝶又翩然去，且不复至。友笑曰：‘能有诗乎’？”

张恨水应声吟道：“怪底蝶来容易去，嫌他赤白太分明。”朋友先是默然，继而笑曰：“穷多年矣，君个性犹是也。”这里透露出一些很有意味的东西，表达了张恨水在爱菊、赏菊、咏菊的过程中所投射的自我情感，以及所象征的诗人的个性和品格。

恰如朋友所说：“穷多年矣，君个性犹是也”。这里所谓犹是，指的正是“嫌他赤白太分明”这句。可见，张恨水所欣赏的，正是菊花所象征的淡泊名利、不求闻达的怡然自得的心境和隐士之风。我们在其中亦不难发现以菊为知己的陶渊明的影子。

他填过一阕《浣溪沙》，其中固有对小紫菊傲霜独放、清雅高洁的形象的赞美，却也以花喻人，寄托了自己的人格理想。他把自己比作潘大临，并声称“与此君同病”，这“病”便是诗人们常说的兴致，也就是说，有兴致便有诗，无兴致则无诗。潘大临是北宋诗人，曾以“一句诗”而闻名于诗界。

据记载，有一年重阳，临川谢无逸写信来问他：最近作诗了没有。他写了一封回信，言道：“秋来景物，件件是佳句，恨为俗气所蔽。昨日满林风雨，起题壁曰：‘满城风雨近重阳’，忽催租人至，遂败意。止此一句奉寄。”张恨水忽然想到潘大临，也是想说“偶感遂题，兴尽即止”罢了。

笔墨丹青寻常事

除了嗜戏、嗜书、嗜诗、嗜花之外，张恨水亦嗜画。他曾有言：“诗家未尝不爱画，画家亦未尝不爱诗。”这几乎就是他的夫子自道。他幼年好画，“除学校教师所授外，完全得之芥子园”。

他认为，《芥子园画谱》是初学者最实用的美术教材，“王安节用科学的手腕，编辑中国画方法，其与马氏文通，同为中国文艺界的破天荒之举动，纵不绝后，实亦空前。舍芥子园画集外，欲觅画学津梁之线装书，不可得也”。他总结《芥子园画谱》的好处，指出：“如石之皴法，树之点叶法，简单明了，显而易学。又如翎毛花卉之动笔法，亦从幼胡乱下手而未得其道者，故愚以为自习中国画而不欲一临芥子园，未见有好法也。”当然也有短处，主要在于只有笔墨，没有色彩，也没有水墨的渲染，不过，为当时的印刷条件所限，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张恨水不认为自己的画技有多高明，他说：

“我虽然有时也画几笔，但幼稚的程度比小学生描红模高明无多。”

但是，张伍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说法，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父亲对于自己的画，还是‘自视很高的’。

有一次父亲和几个老友在一起闲谈，有人说父亲的散文比小说好，诗又比散文好。

父亲自己则说：

‘都不好，我的画好。’”

我们很难判断张恨水对自己的这两种评价，哪个更接近事实真相。不过，在张伍看来，“父亲的画确实不错，他的花卉，在洒脱中蕴涵着一股秀逸，是所谓的‘文人画’”。

张恨水究竟画得如何，我们也许很难得出结论。因为，他的画保存下来的很少。然而，挥毫作画毕竟是他所爱，笔墨纸砚和颜料杯之类是案头必备的，有感觉、有心情的时候，总要涂抹几笔。他还有个习惯，喜欢大年初一躲在书房里作画，“十余年来，予除夕好作诗，元旦作画，虽在巴山草屋中，故态不除”。

其实不止巴山草屋，回到北京后，这个习惯仍沿袭下来，几十年都未曾改变。根据张伍所记：“来了拜年的朋友，便请到书房谈话，好在他的朋友也大都是同道中人，可以共同品画，甚至合作挥毫。”

他喜欢画，但他从来没把自己的画视为了不起的作品。对他来说，作画与吟诗填词一样，都是自娱自乐、抒发情感的一种方式。目的既已达到，画了什么或画得如何，并不重要，所以，往往画过便丢在一旁，随意处置。

据说，客居重庆郊外南温泉时，他的画有时也充作“补壁”之用。这种做法本身又何尝不是文人之“雅好”，非俗人所能为也。他既以这种态度为之，当然不肯为“润笔”而作画，遇到携巨款来求画的，无奈之中，也只好以“仆病未能”，婉言谢绝，以示文人之清高。

但朋友之间以画互赠或合作，亦如诗词唱和，本是文人雅好之一种。张友鸾在《老大哥张恨水》中曾提到一件往事：“记得一九四四年，我有个朋友做重庆伪社会局长，要找我去做主任秘书，一天到我家来了三趟。

在那个社会里，贿赂公行，主任秘书就是给局长接受苞苴的，其‘官’不高，其‘缺’甚肥。恨水听说此事，立刻画了一幅松树送我，上面题词一道：‘托迹华巅不计年，两三松树老疑仙。莫教堕入闲樵斧，一束柴薪值几钱。’他送来时，知道我已谢绝，就要把画扯去。我却觉得互相勖勉，正见交情，还是接下来留作纪念。”由于张友鸾的豁达，此画才得以成为张恨水极少保存下来的画作之一。

而张恨水所以能够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也由于二者在人生态度上是有某种共识的。张友鸾认为，他们都受到两晋和晚明文人的影响，都有一点狷介之士的狂放不羁，嫌弃官场生活，不肯入仕为官。因此，他不仅不会生张恨水的气，而且还“为之泫然感激”呢。

另有一事，也把张恨水重情重义的文人本色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与中医叶古红是至交，两家来往很多。叶的妻子魏新绿是北方人，喜欢京剧，常有票戏演出之举。张恨水的妻子周南与之有同好，因此二人相契最深。叶古红祖籍四川，喜欢与文人交往，常在家中与朋友欢聚，纵情诗酒，张慧剑称他为“诗医”。民国二十四年（）冬，张恨水因故滞留南京，在叶家过除夕，多年后，他还记得当时“三五人来围坐把盏，即席赋诗”的情景，可惜，诗已“不复尽忆”，只剩下“已无余力忧天下，只把微醺度岁阑”一句。

不知是哪一次相聚，酒酣之际，张恨水答应为叶古红画一幅红叶长轴，但因忙于报纸编辑和小说创作，一直未能兑现。后来，叶古红因病去世，张恨水感到有些对不住老朋友，遂以“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意境画了一幅《红叶图》，并约张萍庐、张慧剑同去凭吊，并将这幅《红叶图》焚于墓前，以告慰老友。

当然，更多时候还是文人之间的游戏笔墨。民国十八年（）夏天，张恨水买了一把绢质团扇，想请四弟牧野画点什么，恰逢画家关南屏来访。“关君以菊得郑曼青真传有名，而亦善翎毛者也”。张恨水便提出请他与牧野合作，“且定题为杨柳燕子。关君慨然诺，以燕自任”。杨柳燕子虽然有了，而扇子“尚空其半，为留题处，余乃填采桑子一阕，特造吾友厉南溪之庐，请书之。南溪故善工笔画，字亦秀丽如好女，于美术无所不爱，见扇，嗟赏不已，谓其下须有水，于是且谈且抽彩笔，横扇拖细纹，复倒笔作钉头草，不五分钟，事毕，柳与燕乃倍有神焉”。随后，张恨水的词也被书之于扇，其词曰：

婆娑画出多情样，树树凄凄，叶叶依依，著个风流燕子飞。懊[农]生长江南岸，秋水江篱，春草斜晖，惯向人间管别离。

张恨水后来写了《四人合作扇》一文，记下了这件风流韵事，不过他说：“词实不佳，咏柳仅略似耳。唯字小而作行书，风流之至，与画恰称，可玩也。”

至于为朋友作画，张恨水的兴致也很高。三十年代，他与补白大王郑逸梅过从甚密。据说，郑曾求画于他。他知道郑喜梅花，便画了《绛梅图》相赠。郑视若拱壁，常在“书巢”悬挂，可惜十年浩劫，此画亦被殃及，从此下落不明，令人惋惜。民国三十五年（），老朋友张万里拿了一把折扇请他作画，他见上面已有钱芥尘、左笑鸿二位先生的书法，便以自己画得不好为由而推辞。张万里说，不过是朋友合作纪念而已，画得好坏没有关系。于是，张恨水欣然命笔，画了一幅《江行图》，并题一绝：

有生莫恨水东流，万里烽烟接素秋。好是五湖寻伴处，大千一粟看神州。

在诗中嵌入当事者的名字，也是文人的游戏方式之一种。看到自己和恨水的名字嵌入诗中，张万里自然心领神会，也很感念老朋友的善解人意。民国三十六年（），张友鸾四十三岁寿辰，左笑鸿特意选了个墨盒作为贺礼。黄铜铸就的椭圆形的墨盒，看上去很漂亮，但又觉得缺了点什么，于是，拿了墨盒来找张恨水，嘱添墨宝。张恨水并不推辞，提笔画了一幅菊花墨稿，还特意写了“应笑鸿属为友鸾作”几个字。左笑鸿亦挥笔补写“笑鸿持赠友鸾兄”数字，成就了一段文坛知己互羡互爱的佳话。

还是这一年，还是左笑鸿，夏天来了，买了一把白纸折扇，拿在手里摇着。张恨水恰来闲坐，见了便问：“怎么不着一字啊？”左笑鸿说：“一把粗扇子，不值得写画，而且也没有把粘好了的扇子求人写画的。”张恨水说：“我来来。”说着，提笔画了一幅墨菊，还题了款。左笑鸿正道谢，齐如山进来了。左笑鸿遂把扇子递给齐如山，请他在另一面题字。齐如山连忙推辞道：“写字我是外行。”张恨水从旁帮腔：“一边是字的外行，一边是画的外行，正好配上。”无奈，齐如山只得留下自己的墨迹。事后，左笑鸿常对人说：“这是一柄双绝的扇子，绝就绝在一面乃不是画家的画，一面乃不是书家的字，而两人却都是当今中国文艺界的翘楚。”

创办北华美专

校长室也是写作室

或许由于张恨水在写作之余很喜欢画几笔，或许由于他对小弟弟的关爱和提携，或者也由于写作收入的增加，财政有了好转，民国二十年（）春，他拿出部分稿费，又筹集了一些资金，创办了“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简称“北华美专”。他的《写作生涯回忆》记载了这件事，他写道：

“我四弟牧野，他是个画师。他曾邀集了一班志同道合的人，办了个美术学校。我不断地帮助一点经费，我是该校董事之一。后来大家索性选我作校长。我虽能画几笔，幼稚的程度，是和小学生描红模高明无多。我虽担任了校长，我并不教画，只教几点钟国文。另外就是跑路筹款。柴米油盐的琐事，我也是不管的。不过学校对我有一个极优厚的报酬，就是划了一座院落做校长室。事实上是给我作写作室。这房子是前清名人裕禄的私邸，花木深深，美轮美奂，而我的校长室，又是最精华的一部分，把这屋子作书房，那是太好了。于是我就住在学校里，两三天才回家一次，除了教书，什么意外的打扰都没有，我很能安心把小说写下去。”

在学校里，张恨水喜欢画几笔的嗜好得到了极大满足。学校邀请陈半丁、王雪涛、李苦禅、汪慎生、王青芳、许翔阶等任教师，他的老朋友白石老人、刘天华、郑颖荪先生也常来讲课，据说还有王梦白、于非闇二先生，也都欣然应聘到校任教。

于是，写作、教书之余，张恨水常向画家们请教绘画技法，有时也悄悄来到课堂上作“旁听生”，还曾直接向老画家许翔阶先生学习山水画。

张明明说：

“父亲本来就酷爱绘画，现在能有这样的机会，真是得其所哉，乐而忘倦了。”

兴之所至，他也会与某位画家来一点游戏笔墨，合作一幅画。学校办得有声有色，学生多时超过二百人，分为国画、西画、师范等专业，据荆梅丞的回忆，他是该校第一期学生，同班同学中就有端木梦赐、张仃、蓝马、凌子风、陈执中、李景波、苏世等人，这些人后来都在各自从事的领域有所成就，成为了优秀艺术家。民国二十六年（），北平形势紧张，张恨水举家南迁，学校便被迫停办了。

（原标题：张恨水居京雅趣续）

来源：北京晚报作者：解玺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