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司马相如和他的《子虚赋》

司马相如（前—前），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市）人。乳名犬子，后慕蔺相如之为人，遂改名相如。好读书击剑，景帝时为武骑常侍。景帝不好辞赋，时梁孝王入京朝见，随从有文士邹阳、枚乘、庄忌等人，相如一见如故，便称病免官，客游于梁。在梁国居数年，作《子虚赋》。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年），梁孝王卒，司马相如归蜀，路过临邛，结识临邛富商卓王孙之女卓文君，遂携之私奔归成都。家贫，又同返临邛，文君当垆卖酒，相如穿犊鼻裤，涤器于市中。卓王孙深以为耻，不得已分与他家僮与财物，于是归成都成为富人。后来汉武帝读《子虚赋》，很是赞赏，于是召司马相如入京，任为郎，后转迁孝文园令。晚年免官闲居，郁郁而卒。

司马相如是汉代最著名的辞赋家，《汉书·艺文志》著录他有赋29篇，今存《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等，其中《子虚赋》是他在梁国所作。

关于今存《子虚赋》是否为司马相如在梁国时所作之《子虚赋》，目前学术界尚有一些争论。今存《子虚赋》和《上林赋》，最早收入《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汉书·司马相如传》和《昭明文选》也相继收入。《史记》、《汉书》皆作一篇，至《昭明文选》始分为两篇。《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在收录该赋前有一段记载：

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居久之，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上许，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悦）。

根据这个记载，有人认为，《史记》下文所收应为一篇，即《天子游猎赋》，相如游梁时所作《子虚赋》是另外一篇，《史记》没有收录。这种说法值得商榷。我们认为，《史记》所收虽为一篇，但已包括相如游梁时所作《子虚赋》，《昭明文选》将《史记》所收分为《子虚赋》和《上林赋》是很有道理的。《子虚赋》是相如游梁时所作，《上林赋》是后来的续篇，即“天子游猎赋”。其理由有以下几点：

（1）《史记》所收该赋，前半篇假托子虚和乌有先生的对话，言诸侯游猎之事，有头有尾，已可独立成篇，且与《史记》上文所载相如游梁“著子虚之赋”“乃诸侯之事”等语相吻合。司马相如不可能有另外一篇《子虚赋》。而后半篇恰恰又是借无是公之口言天子游猎之盛状，描写更为宏丽，与上文相如所言“请为天子游猎赋”相吻合。

（2）《史记》言“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恨不能同时，这说明《子虚赋》是一篇重要作品。司马迁与汉武帝同时，写作《史记》时，《子虚赋》决不会亡佚，理当收录。同时，《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也并未表明所录只是“天子游猎赋”。“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这段话明显是针对《子虚赋》和“天子游猎赋”两篇加以解释的，并非单指“天子游猎赋”一篇。同时也表明，司马相如在续作后篇时，紧扣前篇作了通盘构思，因而前后两篇显得首尾衔接，以致我们今天可以作为一篇来读，司马迁也将它们放在一起收入《司马相如列传》中。

（3）今存《子虚赋》，即《史记》所收前半篇，明显有司马相如游梁时写作的痕迹。这篇作品假托楚国的子虚出使齐国，“齐王悉发车骑”，与楚使者举行大规模的田猎活动。田猎后，子虚过访乌有先生，盛夸楚国的云梦之大和楚王田猎的盛况，以表明楚王田猎之盛状远远超过齐国。乌有先生听后则批评子虚“奢言淫乐而显侈靡”，接着又将齐国的地大物博夸耀一番，从而压倒楚国，折服子虚。这篇赋虽先借子虚之口盛推云梦，宣扬楚威，但先扬后抑，只不过是为后面乌有先生夸耀齐国作铺垫，其全篇之意旨明显是在宣扬齐国的声威。而这齐国实际上正是暗指当时的梁国，乌有先生夸耀齐国时有“游孟诸”一语可以为证。孟诸是古代薮泽名，其地在今河南商丘市附近，正是西汉时梁国所辖之地，而且毗临梁园。其实梁孝王时的梁国为大国，“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皆为大县”，其疆域与历史上的齐国地域有交叉之处。可见《子虚赋》中的齐国正是暗指当时的梁国，《子虚赋》的创作主旨也正是要宣扬梁国的繁荣富庶和国势声威，因而这篇赋无疑是司马相如在梁国时所作。

《子虚赋》在艺术形式上明显受到了枚乘《七发》的影响，在铺陈夸张的描写方面比《七发》更进一步。例如其中假托子虚之口描写云梦一段：

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岪郁，隆崇聿崒，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坿，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瑉昆吾；瑊玏玄厉，碝石碔砆。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芎穷菖蒲，江蓠蘪芜，诸柘巴苴。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陁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则生葴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埤湿则生藏莨蒹葭，东蔷雕胡，莲藕觚卢，蓭闾轩芋。众物居之，不可胜图。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发芙蓉菱华，内隐钜石白沙。其中则有神龟蛟鼍，瑇瑁鳖鼋。其北则有阴林，其树楩柟豫章，桂椒木兰，檗离朱杨，樝梨梬栗，桔柚芬芳。其上则有鵷鶵孔鸾，腾远射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

作者为了展现云梦的盛况，便从其山、其东、其南、其西、其北几个方面进行铺写。写其山，先写其山势如何迂回曲折，起伏高耸；写其土有多少种色彩，含有多少种矿物；复写其石如何多种多样，真让令眼花瞭乱，美不胜收。描写其东、其南、其西、其北也是这种手法。写到东方的“蕙圃”，就把“蕙圃”中的有关花草一一列出；写到北方的“阴林”，就大肆铺写其中的有关树木和鸟兽。通过这样层层铺排夸张的描写，就将云梦泽的壮观景象具体而又生动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令人叹为观止。

另外，《子虚赋》和《七发》一样，也是运用骈散结合的语言，文采华美，词汇丰富。司马相如曾说：“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以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子虚赋》正表现出了这种锦绣成文的特点。例如其中描写楚王在云梦泽田猎一段：

于是乎乃使剸诸之伦，手格此兽。楚王乃驾驯駮之驷，乘雕玉之舆，靡鱼须之桡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将之雄戟。左乌号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阳子骖乘，纤阿为御，案节未舒，即陵狡兽，蹴蛩蛩，辚距虚，轶野马，轊陶駼，乘遗风，射游骐。倏眒倩浰，雷动飙至，星流霆击，弓不虚发，中必决眦，洞胸达腋，绝乎心系。获若雨兽，揜草蔽地。于是楚王乃弭节徘徊，翱翔容与，览乎阴林，观壮士之暴怒，与猛士之恐惧，徼受诎，殚睹众物之变态。

五、汉代梁园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汉代梁园文学是商丘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时期之一，在我国文学的发展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特别是汉代梁园辞赋的繁荣在我国辞赋的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辞赋本来是一种地方文学，流行于南国一隅。辞赋从一种地方文学发展成为汉代宫廷文学，梁园赋坛是一个过渡时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梁园辞赋的繁荣，就没有后来汉武帝时期宫廷辞赋的繁荣。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在梁园辞赋之前，汉初赋坛上作家极少。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梁园之前的汉代辞赋作家只有两人，一个是楚人陆贾，作赋3篇，今佚。一个是文帝时的贾谊，曾任长沙王太傅，受楚风影响，作赋7篇，其中还有2篇是写在梁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梁园辞赋之前，作家甚少，只出现了《吊屈原赋》、《鵩鸟赋》等重要作品，还是追随楚辞，并没有形成汉赋的体制。只有到了梁园赋坛，才出现了大批的辞赋作家和作品，而且还显示了汉赋由骚体赋、写景咏物的新体小赋向散体大赋的演进过程。

其次，梁园辞赋从内容到形式上都为后来汉武帝时期辞赋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从内容上讲，梁园辞赋已有游猎、宫苑、咏物诸类，同时也已具有了歌颂和讽谕的特点。从形式上讲，梁园作家的某些赋作已经形成了汉代大赋的体制，如枚乘的《七发》和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设为问答的形式，采用散韵结合的语言，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结构宏伟，篇幅巨大，历来被认为是汉代散体大赋的代表作品，成为后来赋家学习模拟的典范。

再次，梁园文坛写辞作赋的风气对汉宫廷发生了直接的影响。早在景帝时期，司马相如在京都作武骑常侍时，就已羡慕梁孝王门客的游乐赋作生活。《汉书·贾邹枚路传》记载：“武帝自为太子闻乘名，及即位，乘年高，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诏问乘子，无能为文者，后乃得其孽子皋。”武帝刘彻是在景帝七年被立为太子的，可见那时枚乘就已以赋闻名京师，给汉武帝印象很深，因而后来武帝即位立即征枚乘，爱枚乘之赋才兼及其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梁园辞赋对汉宫廷产生的重大影响。汉景帝不爱辞赋，汉武帝则好大喜功，爱附庸风雅，因而即位后立即效仿梁孝王广招文士，倡导辞赋，从而促进了宫廷辞赋的繁荣。

还有，梁园赋坛还为汉武帝时宫廷赋坛输送了许多人才。最突出的是司马相如。司马相如是在梁园培养起来的辞赋家，在梁园时已崭露头角，写出了著名的《子虚赋》。司马相如后来成为武帝时期最重要的辞赋作家。此外，有史可查的还有枚皋、庄助、庄葱奇等。枚皋是枚乘的庶子，其母是枚乘游梁时所娶小妾。枚乘东归淮阴时，“皋母不肯随乘，乘怒，分皋数千钱，留与母居”。枚皋是在梁国长大的，从小受到枚乘的教育和培养，又耳濡目染梁园辞赋之风，因而也有一定的辞赋才能。后来他在梁国任郎时，遭谗遇罪，逃亡至长安，“会赦，上书北阙，自陈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拜为郎。后来他也成为武帝时期的一个重要赋家。他才思敏捷，受诏立成，故作赋甚多，据载，他有赋“可读者一百二十篇，其尤嫚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可惜皆已亡佚。庄助和庄葱奇也都是汉武帝时期的重要赋家，据说他们是梁园作家庄忌的儿子，也有人说是庄忌的族子。不管是儿子还是族子，他们肯定是受庄忌影响的，可能还是在梁园长大的，因而也与梁园赋坛有一定的联系。

从以上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梁园辞赋在汉赋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应该说，没有梁园辞赋的繁荣，就没有后来汉武帝时期辞赋的发展和繁荣。梁园辞赋是汉赋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梁园文学特别是梁园辞赋，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枚乘的《七发》《上书重谏吴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这些作品都被《昭明文选》所收入，成为后世文人学习的典范之作。特别是《七发》，对后世影响更大。西晋傅玄《七谟序》云：“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世、崔骃、李尤、桓麟、崔琦、刘梁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七激》、《七兴》、《七依》、《七疑》、《七说》、《七蠲》、《七举》之篇。通儒大才马季长、张平子亦引其源而广之。马作《七厉》，张造《七辩》。”可见《七发》影响之深远。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是汉大赋的代表作之一，其影响也不亚于《七发》。此外，梁孝王招揽、奖励文士的胜举和梁园作家写辞作赋的雅事以及梁园旧迹，也为后世文人所仰慕，所向往，并付诸歌咏，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南朝宋代诗人谢惠连就曾写出歌咏梁园的《雪赋》，假托梁孝王游于兔园（即梁园）遇雪，命司马相如、枚乘等人即景作赋，以此结构全篇。因《雪赋》影响很大，故后人将梁园又称为雪苑。再如南北朝诗人颜延之、王融、沈约、谢朓、王筠、庾信，唐代诗人王昌龄、储光羲、高适、岑参、李白、杜甫、韦应物、李贺，宋代诗人晏殊、梅尧臣、苏轼、苏辙，明代诗人李梦阳、王廷相、朱家相、李嵩，清代诗人侯方域、宋荦、陈维崧、陈维眉、周茂源、田兰芳等，他们都曾写有歌咏梁园的诗篇。他们凭吊梁园遗迹，仰慕古人雅事，借以抒发自己的情怀。直到今天，还有一些杂志、报纸副刊以“梁园”“梁苑”“雪苑”命名，怀古人之遗风，开今日之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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